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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8 14:54 发展规划处 

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

摘要从学科设置、学科结构、发展战略、学科组织建制、学科队伍建设、学科功能发挥、学科环境营造等方面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这些经验对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经验启示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的一项根本性建设,是学校改革和发展的龙头。当前,通过学科建设,促进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增强,进而向世界高水平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迈进,是摆在我国重点大学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因此,在所有进入“211程”、“985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中,无一例外都把“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学校其他各方面工作的改革和发展”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这表明大家对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但由于学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不仅工作难度大,复杂程度高,而且不易见成效,加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大学在学科设置、师资力量、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又与世界一流大学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经验,无疑对我国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

一、在学科设置上,增设新的学科门类,促进学科设置由单科向多科发展

学科门类众多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布局的一个突出特点。但从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历史来看,没有一所大学在初创时期学科设置的领域就很广泛,恰恰相反,几乎每一所大学在开始的时候学科设置都比较单一或学科门类很少,以后才根据不同时代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不断增设新的学科门类,逐步形成了理、工、文、管等多学科并存的局面。

哈佛大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在建校时只是一所培养神职人员的学院,直到1640年剑桥大学马达林学院的毕业生亨利·邓斯特出任哈佛学院院长时,才把17世纪剑桥大学的基本课程“三科”(语法、修辞、辩证法)和“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移植到哈佛学院来,并在哈佛学院开设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古代语言和古典的人文学科。其目的主要是对学生进行一种“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以使学生能“在神学和基督教教义上受到教育”,成为像当时英国社会的上层人士那样的人。18世纪时,由于受欧洲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哈佛学院先后建立了神学、数学和自然哲学、医学等三个教授讲座,教授们开始讲授天文、物理、化学、测量术、航海术、植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到l9世纪初,随着大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特别是受德国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办学模式的影响,哈佛大学开始重视理科的教学和研究并顺应时代的要求,逐步建立了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商业管理学院、牙医学院、文理学院等七个学院。如今的哈佛大学共拥有12个学院,包括哈佛学院、拉德克里夫学院2所本科生学院和10所研究生院。10所研究生院除了上述七个学院以外,还有公共卫生学院、肯尼迪管理学院、设计学院。学科设置几乎涵盖了除工学以外的所有大学科门类。其中的生物学、化学、地质学、行政管理、商业管理、药物学等学科都是世界一流的学科。麻省理工学院(简称MIT)1865年初创时也是一所只有15名学生、6名教师、教授“适用于培养机械师、土木工程师、建筑师、采矿工程师、实用化学师”等行业知识的技术学院。1881年,沃尔克担任校长后,根据市场需求,增设了电气工程、化学工程、环境卫生工程、造船工程和地质学等专业,但此时的MIT从学科性质来看,仍然是一所纯工科的技术学院。直到1930年康普顿担任MIT的第九任校长后,MIT才开始由一所工学院向理工结合的大学转变。他上任之后,着手加强物理系,以物理系为突破口来加强基础科学。在教师中积极提倡学术性科研。采取措施把工业科研限制在具有科学意义和教育潜力的项目上。与此同时,他还在组织上进行了分权制的改革,在学校和系之间建立了理学院、工学院和建筑学院,从组织上保证了基础学科与工程学科的同等地位。经过康普顿在任19年的努力,MIT终于变成了一所真正的理工大学。在此后的1950-1952年,吉利安接替康普顿任MIT的第十任院长,又相继创建了人文社会科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至此MIT才变成了一所文、理、工、管多科并存的综合性大学。

二、在学科结构上,注重构建多学科相互交叉、促进、融合的学科体系

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结构来看,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文理基础性学科雄厚,基础研究特别强;二是有强大的医、工、经、管等应用性学科为主干;三是综合性、交叉性学科特别多。应该说,这种学科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符合学科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互动互补的关联规律。

从科学学的角度讲,文理等基础性学科是知识的源头,是一切应用性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后盾,它以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主要目的,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却从根本上制约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科学研究的水平,没有雄厚的基础学科,学校就很难上水平,而应用性学科以直接应用为目的,虽然不能在科学发展上取得划时代的重大成果,但由于它和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紧密相连,一旦取得突破,却马上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所以,没有应用性学科,学校就很难办出效益,至于大量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则基本上是这两种学科有机交叉、相互融合的结果。因此,在学科建设实践中,一定不能把基础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截然分开,离开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就缺乏后劲和潜力:离开了应用学科,基础学科就缺乏生机和活力。这是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结构基本上都是自觉遵循这个规律自我建构的结果。如牛津大学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人文学科一直是它的传统优势学科,但它并没有囿于传统而固步自封。相反,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它很快意识到了自然科学的伟大意义和单纯发展人文学科的局限。从18世纪末,牛津大学就开始重视自然科学,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今已在化学、生命科学(包括医学)和数学领域,培养出了多位诺贝尔奖金得主。今天的牛津大学不仅仍以神学、哲学、法律、语言文学等人文学科见长,它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也很雄厚,而且还有强大的应用和工程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冶金学、材料学以及医学等。牛津大学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学科结构,就是因为“牛津从来不认为发展新的学科可以损及它在人文学方面的传统优势,伟大的大学应该努力争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作新的突破,同时维持人文学研究的高水平,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三、在发展战略上,以突出重点、形成特色为指导思想,反对平均发展和机械模仿

世界一流大学虽然各门学科发展水平都很高,但在学科建设的发展战略上,仍然强调以突出重点、形成特色为指导思想,反对平均发展和机械模仿。如伯克利加州大学原来有化学院、工程学院等14个学院,下设100多个学科系,各个学科的发展非常均衡,每个学科的水平都很高,就是没有一个学科是真正的世界一流,特色不明显,因而始终进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每个领域都要保持全美前三名”,后来发现这不可能。于是,他们就调整发展战略,集中力量,重点发展生物原子工程(因为当时在美国发展生物原子工程的时机非常好、要求学校的每个系都尽量去和生物原子挂钩,像机械系、电机系、化工系等都要从不同角度配合生物原子的研究,以形成自己的特色。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促成劳伦斯发明了加速器。正是由于发明了加速器,伯克利加州大学一下子拿了17个诺贝尔奖,伯克利的生物原子工程学科成了世界第一,伯克利加州大学才世界著名。

正是因为世界一流大学都坚持了突出重点、形成特色的学科建设指导思想,才出现了一个个大学都个性鲜明、特色突出、各有所长的生动活泼景象。如牛津大学以神学、古典文学见长,剑桥大学则物理学、生物学突出;哈佛大学以商业管理、政治学闻名,斯坦福大学则以心理学、电子工程著称。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语言学最好、加州理工学院则航空学、应用物理最强。由此可见,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学科建设上,必须做好形成特色这篇文章。

四、在管理体制上,建立科层组织与矩阵结构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学科既高度分化,又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且以高度综合为主。世界各国著名大学的学科建设在管理体制上基本上都顺应了这一趋势。一方面,继续保持按学科分化要求建立起来的院系科层式学科建制的传统,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另一方面,又根据学科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组织,以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如前文提到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仅文理学院下就设有40多个系,另有19个专业组和10个本科生跨系科组织。

另外,其他一些著名大学如牛津大学、东京大学、康乃尔大学、麦吉尔大学等也都有类似的情况。不过,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日本的筑波大学。筑波大学总结了过去大学讲座制的经验,吸取了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并根据时代需要,建立起了与其他大学不同的教学和研究组织:在教学上筑波大学设置了第一学群、第二学群、第三学群和医学、体育、艺术等专门学群,下属若干个学类,每一个学类下面又包含若干个专业主攻方向。除专门学群外,每一个学群都包括有人文、社会、自然3个学科领域,相当于一所小型综合性大学。学类则相当于其他大学的学部或单科性学院。筑波大学就是这样一个“若干所小型综合性大学加若干个单科性学院的联合体”。学生在这样的联合体里,可以广泛地接触各种不同的学科或专业,了解各专业之间的相互联系,避免一般大学因不同学科或专业之间互相隔绝,而导致学文的不懂理工、学电的不懂机械的弊端。在科研上设立了26个学系,下分154个主要研究领域。学系是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并隶属于大学的基础科研组织。全校的每一个教师都必须按照各自的专业分属于某一个学系,就是说在一个学系里“在籍”,但是在开展研究活动时,则不受学系及其主要研究领域的限制,可以同其他学系的教师共同协作研究。在学系内,个人可以单独专门研究,也可以自愿结成小组研究,小组成员可以跨任何学系,只要研究上有需要就可以自愿结合。另外,除学系以外:筑波大学还根据科学研究的需要,随时设置“特别课题研究组织”。特别课题研究组织一般承担的是“大型”、“跨学科”的或者需要多学科协作的“综合性”研究,它不仅吸收大学内部教师和研究人员参加,必要时还邀请校外研究人员参加。筑波大学的这种教学、研究组织,既有利于学科的分化,又有利于学科的综合,较好地体现了分化与综合相结合的特征,是一种较好的学科建设体制。

五、在队伍建设上,高度重视人才高原的形成,

依靠汇聚一流名师,提升学校的学科水平

加州理工学院1891年建校时是一所面向洛杉矶市帕萨蒂那区的社区技术学院,1907年,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原芝加哥大学教授乔治·埃勒尼·海耳当选为该校董事会董事。他提出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上,制定各种鼓励研究与创造的奖励制度,面向世界广纳名家大师来校任教。他们先后请来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委员、著名物理化学家、MIT教授会主席阿瑟·诺伊斯任化学学科带头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密立根任院长兼物理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加州大学地质学家约翰·布瓦尔德、查斯特·斯托克、哈利·伍德、物理学家查尔斯·理奇特、数学家本诺·古敦伯格等进行地质学的研究和实验室建设。哈佛大学历史学、行政管理及经济学部主任威廉·本内特·莫罗领导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的建设和研究,现代航空航天工程学先驱西奥多·冯·卡门领导航空航天科学及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前身)的建设和研究,20世纪最杰出的生物学家托马斯·摩尔根负责生物学部的筹建和发展,并由海尔负责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和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建设,这些名家大师不仅自身积极投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教学、科研和建设中去,而且还为学院吸引来一批年轻有为的优秀学者。由于有了这样一支高水平的学科队伍,学院的学科水平迅速得到了提升。20世纪60年代以后,该校的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在美国民间或新闻媒体所进行的大学学科排名中,基本上都列全美第一。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推出的“2000年全美最佳大学排行榜”上,加州理工学院名列第一,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为了保证新建的霍普金斯大学从一开始就有较高的科研起点,他不惜一切代价延聘名师。如他请来了英国皇家军校的数学教授塞尔维斯特、弗吉尼亚大学希腊文教授格尔德斯利夫、生物学教授马丁、物理学教授罗兰德、化学教授瑞姆森,并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科研设备。依靠这些著名教授组成的人才高原,加之首创的研究生奖学金制度,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科发展水平很快得到了提高。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它便一跃而成为美国的一流大学。

这些生动的案例,充分说明了汇聚一流名师、构筑人才高原,对建设一流的学科有多么重要。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所说:“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色。”

六、在学科功能上,走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一体化的道路

世界一流大学在学科功能上都坚持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密切结合,使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有机地统一为一体,不仅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和杰出的社会精英,而且创造了许多划时代的科学和技术成果,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为自己奠定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麻省理工学院自建校之日起,就把培养适应工业发展需要的高级的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自始至终坚持面向社会需要进行教学和科研。早在19世纪末。当绝大多数高等学校还在进行传统的文理科教育、埋头于古文经典时,MIT己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和实习车问,带领学生了解工业生产的实际,结合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问题、需要进行教学、开展科研,开创了高等工程教育的先河。二次大战时,为了适应战争的紧急需要,MIT积极投身于战时科研,建立了“辐射实验室”,承接了75项科研合同项目,研制了150个系统的各式各样的雷达,海陆空俱全,完成了从科学概念-技术原理-产品设计-样机试制-大量生产的艰巨任务。为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战后,MIT利用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科研设备和研究条件,积极开展导航仪器、计算机、微波领域的科学研究,并努力使其转化为产品,兴办了许多高科技产业,创造了可与“硅谷”相比美的“128号公路”奇迹。一百多年来,MIT在为社会提供良好服务的同时,也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工程师、企业家、教育家、科学家,其中,仅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8人。

斯坦福大学也是这方面的典型。“硅谷”的形成,就是斯坦福大学坚持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一体化的结晶。副校长特曼认为:“大学不仅是求知的处所,它们对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布局、人口的密度和所在地区的声望,都可以发挥巨大的经济影响。”

七、在学科环境上,保障学术自由的环境不受影响

剑桥大学前校长阿什比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学科的发展也是一样,它也是遗传和环境的结晶。学科建设作为一种促进学科发展的实践活动,它不仅要继承学科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要营造一个适宜学科发展的良好环境。这样,教授们才能自由地开展科学研究,从而促进学科水平的迅速提升。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所说:“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障的学者才能探求科学真理。综观各个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不具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学科发展环境。

哈佛大学向来具有学术自由的良好传统,它从不允许一切不正当社会干预行为在学校得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佛大学有一位名叫闵斯特伯格的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德裔心理学专家。一位校友以捐赠1000万美元为条件要求学校开除闵斯特伯格,校长洛厄尔断然拒绝。洛厄尔说:“尽管大学乐意接受金钱,但它不能容忍任何剥夺学术言论自由而开除教授获迫使其辞职的建议。”

八、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学科设置必须与时俱进。不同时代,由于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对大学的需求也不一样。重点大学作为高等学校系统中的“先锋队”,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需求,及时增设新学科,改造旧学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满足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否则,就有可能被社会所淘汰。

第二,在学科布局上,应该根据不同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合理的学科结构。学科结构不仅决定着学校的类型和特色,而且也制约着学科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学科结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办学者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学校学科传统和实际条件主动建构的结果。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结构的特点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我国重点大学应该自觉地学习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这个规律。以文理等基础性学科为主的大学,应有选择地发展应用学科;以工、农、医、财经、政法等应用性学科为主的大学应有重点地发展基础学科:两者都要重视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第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战略。学科发展是无限的,即使只有一个学科,也有很多发展方向,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在所有学科或所有发展方向上争创一流。世界一流大学也并非每一个学科都是一流。所以,我国重点大学在学科建设战略上也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集中力量,选择最能发挥本校优势、最有可能取得重大成果的一两个学科。重点发展、率先突破、以形成特色。

第四,加快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世界一流大学不论是内部机构的设置还是学科资源的配置都强调遵循学科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规律,其内部管理体制既有利于学科的分化,也能促进学科的综合。相比之下,我国重点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则基本上是按照学科分化的特点设计的。各院系自我封闭、独立发展,即使在同一院系的不同组织之间也存在着沟通协作不畅、资源共享困难的问题,这就非常不利于学科的综合发展。因此重点大学应该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组织的特点,加快推进以促进学科综合发展为核心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第五,要着力进行学科队伍整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表明,学科建设的根基在于学科队伍建设。只有建设一支一流水平的学科队伍,才能建成一流水平的学科。而一流水平的学科队伍,不仅表现为其学科带头人具有一流水平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声望,而且还要求这支学科队伍群体应具有一定的水平和实力。因此,在学科队伍建设中,我们不仅要重视学科带头人的选拔和培养,更要重视学科队伍整体素质的建设和水平的提高。

第六,重视学科整体功能的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作为学科功能的三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缺少或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其它两个方面的功能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所以,要建设一流的学科,必须重视学科整体功能的提升。

第七,注重学科环境的优化。优良的学科环境是提高学科水平的一个重要条件。优良的学科环境包括“宽容”的政策环境、“宽裕”的生活环境和“宽松”的学术环境,其核心是“宽松”的学术环境。当前我国大学学科环境的不良主要不是党和政府政策的不“宽容”,也不是学者们生活环境的不“宽裕”,而是大学内部营造的学术环境不“宽松”,主要是学校制定的内部津贴制度过分注重对教师工作业绩的量化考核,强化了教师的功利思想,助长了教师的浮躁学风,使教师难于安心执教治学。所以,优化学科环境的关键是改善大学的内部学术管理机制。(本文刊载于《理工高等教育》,撰稿人为兰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罗云和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办孙东平。)


地方高校“双一流”发展路径探寻

摘 要:为实现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跨越,继“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后,国家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发展战略。双一流政策的出台,既是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又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校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中,应抓住机遇,主动作为,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

关键词:“双一流”;地方高校;高校建设;路径

大学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文化繁荣的思想源泉。自“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先后启动的“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成就显著。随着经济社会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环境的渐变,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对“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的补充和完善,是其“质”的飞越。“双一流”发展战略,为部属院校或重点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宏图,这是地方高校的历史选择和责任,且地方高校应当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地方高校,从广义上理解,是与“中央部属高校”相对,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特区,由地方行政部门划拨经费的普通高等学校,分省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省部共建大学”和地方性直属高校三类。

一、地方高校“双一流”发展的背景

(一)国家“双一流”政策的出台

早在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2010年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要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了中国特色、教育改革与创新对于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性。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双一流”)。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正式印发该方案,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基本原则,加快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二)地方高校发展的瓶颈

我国已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但对于地方高校而言,仍存在两个发展瓶颈。第一,结构性矛盾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大多数地方高校为了追求规模效应,纷纷增设学科,扩大招生,拓宽校区,本科院校争相朝着高、精、尖的研究型大学、综合型大学方向发展,而高职院校则集万千力量于一身待机“升本”以求发展,这样,不同类别高校的界限日益模糊化。然而,这种跟随式“贪大求全”的发展模式,使地方高校重复投入、交叉建设的问题十分凸显,使地方高校失去了发展活力,呈现千校一面的发展窘境。第二,相对于部属重点高校而言,地方高校发展受限。国家长期实行的“211工程”、“985工程”建设项目,虽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但随着形势的转变,这一格局所产生的身份固化效应,造成了大学出现“三六九”等的差别,以及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部分高校由于被贴上“211”、“985”身份标签,在争取教育经费、优质师资、教育发展机会方面占有优势地位,而非“211”、“985”的地方高校,即便有很强的实力背景,也可能因身份壁垒得不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行分类推进和差别化发展。而对于高校的管理,实行动态绩效评价,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更是打破了原有高校身份的终身制格局,不仅有利于激发地方高校办学积极性,更有利于营造公平、公正、健康的发展环境。“双一流”建设将为地方高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二、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必要性

(一)主体性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地方所属高校占总数的95%以上,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在“2016中国最好大学排名”中,越来越多的隶属地方、既非“211”更非“985”的高校入围百强,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要在“世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带动高等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最终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地方高校绝不能缺席。建设“双一流”,需要地方高校主动作为,同频共振,即“地方队”与“国家队”齐头并进,联袂建设“双一流”。

(二)内涵性

长期以来,我国地方高校走的是“外延式”发展路线,即适应外部的需求表现出的外形扩张,如学科、规模和空间等,致使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与综合竞争力不尽如人意,远不及西方国家的水准。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国家做出了高校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内涵式发展强调的是结构优化、质量提高、实力增强,其发展多是出于内在需求,注重的是“质”的发展。地方高校积极投身“双一流”战略,注重大学文化、师资队伍、学科专业建设,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服务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已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要完成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已逐步为各国所认可,正逐步由社会边缘走向经济社会中心。这就意味着,高校在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功能的同时,必须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即积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地方高校投身“双一流”建设,势必将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促进高校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有利互动,科研成果与产业有效对接,以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推动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三、地方高校“双一流”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以学科特色带动发展

即使是世界一流大学,也不可能使其每一个学科都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因而,地方高校在“双一流”的建设中,需规避跟随式“贪大求全”的发展模式,应理清办学思路,立足学校“长板”,旗帜鲜明地发展本校的优势特色学科,以此带动整个学校的学科建设,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和竞争力。以景德镇陶瓷学院为例,该校虽然地处欠发达的非中心城市,而且经济环境差,然而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有所为,有所不为”地突出重点,形成了以陶瓷工程和工艺美术为学科特色的办学风格。经过学校的精心打造,设计艺术学、美术学等相关学科已入围省部级重点学科、省级品牌专业,且具有硕士学位授予点。而作为一个地方高校的陶瓷学院,如今已是世界陶瓷文化交流基地、中国陶瓷产业技术创新基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二)以优质师资助力发展

师资队伍的建设水平,直接影响着专业与学科的发展水平和提升空间,也是影响人才质量,制约高校跻身一流的关键性因素。地方高校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就必须拥有一批一流的教师队伍,以优质的师资推动学校建设与发展。一方面,投资引进一流师资与专家队伍,汲取相关学科成熟的理论基础、科研动态以及发展前景,并结合本校特色予以创造性的吸收与消化,提升专业与学科发展水平。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柯林斯堡市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新的师资“血液”,不仅聘请相关学科发展的教授,更是打破传统,将社会专家引入学校,学校向社会学习,给学校发展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地方学校应提炼“内功”,即重视高水平教师队伍的自我培养。一流的教师,理论水准高,实践指导专,最重要的是能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个性化成长。而只有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提升了,对专业和学科的建设才更有内推力,对学生影响才更具有渗透性和强化力。因而,地方大学应加快培养和引进若干一流的学科领军人物和一批优秀青年教师,组建创新团队。地方高校应主动作为,进行人事制度改革,以良好师资待遇和发展前景优化学校师资队伍。

(三)以服务地方引领发展

地方高校应立足区域,以服务地方经济为良机,开发“蓝海”。“蓝海”是相对于红海而言的一种商业策略,是指超越以往“红海”中产业激烈的竞争,将视线从市场的供给方转向需求方,从与对手的直接竞争转向为买方提供更高价值的飞跃,以价值创新开拓全新的发展空间。地方高校是高等教育的主体,与众多211与985高校相比,紧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线,是其最大的资源和优势。地方高校应该遵从错位竞争的理念,以服务地方经济为良机,立足当地,面向区域,以“学科专业群对接区域产业群”为基本原则,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增强学科专业群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参与度和贡献率,提高科研论文、研究成果从“纸”变“钱”的能力和水平,不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开创出高校自身的新价值和“蓝海”区域,以此促进地方高校的发展。服务社会是高校发展的重要职能,服务地方的地方高校必定会具有一定的社会认可度和社会影响力,也就离世界一流大学更进一步了。广州大学作为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其以“服务荣校”为办学理念,以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双赢为目标,通过建章立制,成立广州大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工作领导小组,以及搭建“校-区合作”平台,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服务,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四)以国际视野优化发展

地方高校要对外开放,实行“请进来”“走出去”战略。开放是大学的组织特征,也是大学昌盛的基础。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高等教育国际化。由于长期以来全国性与地方性的“二元”机构,致使地方高校资源配置相对薄弱、办学意识相对封闭,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地方高校应积极融入国际化,通过引进海外智力和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即培养人才,而新形势下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紧迫,也是地方高校建设一流大学不可规避的话题。地方高校应打破我国传统的“趋同”教育理念束缚,汲取国外不同理念,形成多元的教育视野和思维方式,“求异”才能创新。此外,地方高校应抓住教育国际化机遇,主动走出去,开展各类形式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既加强同区域的合作,扩大向社会的开放程度,努力成为地方的文化、技术中心,又能放眼全球,传播中国文化,迎接国际挑战,以此提升学校“软实力”。海南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出一进”的发展格局。其扩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领域和渠道,与境外26个国家和地区的112所高校和机构建立友好关系,并将学生送到国外一流大学深造,学人所长,培养其国际视野和思维能力。正是这种多元的教育视野和思维能力,为海大学子的科研能力提升、为海大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而,地方高校在建设高水平大学,冲刺世界一流大学的潮流中,更应该具有国际视野,积极走出去,吸取借鉴海内外兄弟院校的办学长处,结合本校办学实际,有创造性地加以利用,从而为本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本文刊载于《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撰稿人为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杨旸。)


高校综合改革的误区与出路

摘 要:当下高校综合改革存在着内涵认识偏差、改革目标不明、改革对象不清、改革内容泛化、改革发展载体模糊、改革前提与基础缺乏等问题。为此,应从改革与建设涵义比较上厘清综合改革的科学内涵,将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建设作为综合改革的对象,将行政学术关系和学校学院关系作为综合改革的关键内容,将学科建设引领作为综合改革的发展载体,将民主和法治作为综合改革的条件保障。

关键词:高校;综合改革;治理体系;学科引领

 

自2013年1月教育部出台《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以来,所有教育部直属高校均启动综合改革或形成改革方案。许多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地方高校也在探索制订本地区、本校的综合改革方案,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方兴未艾。在这场大规模改革过程中,就笔者的观察和了解,当下高校综合改革(或高校综合改革方案)存在着诸多问题,迫切需探讨并予以厘清,引导高校回归综合改革的正确方向和正常轨道上来。

一、当下高校综合改革的误区

(一)改革内涵认识偏差

对改革内涵认识的偏差,就是没有解决高校综合改革是什么的问题。改革就其基本语义来看,是指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状态。从更深层面的社会学意义上而言,改革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调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使整个社会系统或社会某一子系统处于更为协调、更为合理的状态,从而促进社会整体或某一社会子系统的良性发展。然而,我国一些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则将“改革”和“建设”这两个语义相近而又有差异的词语混同。从以上对改革内涵的界定来看,改革的对象在于改革某一系统内原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非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而建设的对象正好相反,在于发展某一系统内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而现有大部分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往往将改革的内容聚焦于高校的建设层面,比如高校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较少将高校的治理体系、管理体制等内容作为重要改革对象和改革内容。对于任何一所高校而言,无论是学科建设、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都是高校“生产力”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将“改革”与“建设”没有厘清开来,将建设与改革混为一谈。当然,这并不是说高校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等建设工作自身没有需要改革的问题,而只是在高校整体建设与发展这一层面,高校的综合改革不能直指这些具体建设内容。

(二)综合改革目标不明

高校综合改革必须要有明确的愿景与目标,必须服务于学校整体的战略发展,不能是因上级教育管理部门有政策文件,有改革要求,迫于形势,为改革而改革,迷失改革的正确方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高校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那就是要实行特色办学和特色发展。这是从宏观层面对所有高校的统一的总体要求,高校要实现特色办学和特色发展的共性目标。同时,对于高校个体而言,又要兼具各自定位,服务于高校自身的战略发展目标,做到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和协调统一。综合改革的目标缺失或目标不明,首先表现为高校缺乏科学定位。潘懋元先生曾指出,高校科学定位再向前一步,才是特色办学。当前许多高校都将自身的办学定位于“综合性”或“多科性”、有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就是缺乏对高校的科学定位,离科学定位尚有较大差距,自然就无法实现特色办学。反过来说,正是由于高校没有科学定位,就无法明确特色办学这一共性目标,难以找到改革的发展方向,必须会带来改革逻辑前提和基础的缺失。其次是改革没有指向高校自身特有的战略目标。高校的战略目标是各高校长远的发展愿景,是高校战略发展的理想,成为凝聚人心、引领高校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精神支柱。高校综合改革固然不能一蹴而就实现这样的理想,但当前许多高校缺乏将高校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愿景作为指引其改革的“明灯”,缺失这种方向性的总体谋划与整体设计。

(三)综合改革对象不清

我国本轮推行的高校综合改革,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并非第一次。早在1988年,原国家教委启动第一轮教育综合改革。第一轮改革之中,曾出现了多元化的、围绕不同核心关键问题的综合改革,比如上海交通大学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抓手,东南大学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还有学校以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为关键,不一而足。及至当下的第二轮高校综合改革,从目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已公布的综合改革方案以及部分教育部直属高校所反映出的综合改革信息来看,此轮高校综合改革在路径的选取上与第一轮高校综合改革相比,并无大的差异。比如,清华大学以大学治理体系建设为突破口,突出强化人才培养,全面深化高校综合改革;上海交通大学以人事制度改革为重点,强化制度建设,全面推进高校综合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引领高校综合改革等。少数高校提出了新的思路,比如华中师范大学提出以信息化建设为载体,通过信息学科与人文学科交叉,促进学科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手段,推进高校人才培养创新和管理水平提升。从总体来看,第二轮高校综合改革在改革路径或改革对象的选取上,呈现回归第一轮综合改革的趋势。我国高等教育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高校综合改革的背景与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从基本的改革逻辑来看,不同的背景与不同的条件,应该有不同的改革对象和路径,而当下高校综合改革的对象和路径与第一轮综合改革趋同,难以回答这一根本改革逻辑命题。

(四)综合改革内容泛化

综合改革的内容泛化,就是没有解决好高校综合改革的关键问题。当前的高校综合改革,往往让人想到高校方方面面改革的同时推进,容易造成主次不分,责任不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事物的发展总处于矛盾之中,解决矛盾的关键在于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如前文所述,此轮高校综合改革对于当前高校改革的关键之所在,不同高校的理解与选择有较大差异。这一差异性固然有高校间不同的现实基础、基本条件以及不同的办学定位和战略发展目标,由此带来改革路径多元化的理性选择逻辑。但也必须看到,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和共性矛盾,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影响高校发展活力的重要瓶颈。从许多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来看,其改革的重点和改革的主线不明,综合改革方案表现为高校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化、后勤保障等各种建设活动的“大拼盘”、“大杂烩”,缺乏对我国高等教育及高校自身发展所面临重大关键瓶颈问题的把握。

(五)综合改革发展载体模糊

综合改革发展载体模糊,就是没有解决好高校改革过程中,在高校内部建设上多种要素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反映在高校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呈现学校内部建设项目碎片化。所谓项目碎片化,是指高校所开展的诸多建设项目宏观统筹不够,缺乏整体系统设计,与学校整体发展规划契合不够;各项目之间相互衔接不够,缺乏应有的关联;建设项目协同不够,综合建设成效不够明显。

(六)综合改革前提与基础缺乏

综合改革前提和基础缺乏,就是没有解决好保障改革顺利推进的条件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是民主与法治建设问题。在高校民主建设进程中,除却将高校教师、学生的根本利益、发展诉求在改革目标有充分体现,高校利益相关者在治理体系建设方案的研讨、设计与形成过程中充分征求相关群体意见和建议,提高相关利益群体的认同度之外,最为关键的在于与高校建设发展相关的多元利益相关主体的关系问题。近几年的高校章程建设,对于构建起“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在理顺学校与学院关系,扩大学院自主权,以及尊重学术、崇尚学术,明确学术组织及学术群体权力及发挥其作用,引入社会中介机构参与高校评估等方面,依然需要作进一步探索与努力。在高校法制建设进程中,依法治校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严格依法办学、依法行政的意识需强化;以高校章程为统领的制度体系建设尚在进行中,制度体系建设的系统化、规范化、协同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违反高校章程等制度规约的行为时有发生等。

二、当下高校综合改革的出路

(一)高校综合改革的科学内涵——“生产关系”

如前所述,一些高校综合改革方案将“改革”与“建设”混同,造成改革内涵模糊。“改革”与“建设”相比,“改革”往往被赋予“变革旧的关系,重构新的关系”的涵义,而“建设”则被赋予“建立、设置,增设新设置”的涵义,即“改革”重在变革旧的事物或关系,解决存量问题,而“建设”在于增添新的事物,解决增量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词在现实生活中,如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等,都将其核心指向“生产关系”,将“建设”核心指向到“生产力”,即改革的关键在于改革生产关系,理顺生产关系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建设在于发展生产力,提升生产力水平。基于以上的分析,观照当下的高校综合改革政策文本,不难发现,当下许多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不能称之为改革方案,更为准确的提法应当为高校综合建设方案。因此,部分高校要从改革的基本内涵出发,把握改革内涵之真义,区分“改革”与“建设”的差异,将非改革的内容从综合改革的文本中剔除,还原改革的科学内涵,重构高校综合改革方案。

(二)高校综合改革的准确对象——治理结构

和治理体系建设基于以上分析,各高校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高校综合改革方案,回归到“生产关系”的内涵本意上来。要探讨这一“生产关系”,首在明确与高校建设与发展紧密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公立高校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出资人、教职员工、学生、家长、校友及所有纳税人等,而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构建,就是大学的治理结构,即以所有与大学相关的利益相关者为契约关系范畴下的治理主体,有能力使冲突和多元利益得到妥协并采取合作行为的治理结构。众所周知,治理结构正是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当下我国正在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的逻辑所在。教育领域,包括高校在内的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必须遵循这一基本逻辑,必须以治理结构为核心,将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高校综合改革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重点。这是基于改革内涵延伸的理性选择。鲍威尔和迪马吉奥在其关于组织理论的研究中认为,从根本上讲,组织的绩效才构成了组织生存的合法性、获得资源的基础,以及组织对制度神话的遵从。衡量高校的组织绩效在于其作为一个系统的职能的发挥。一所高校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强调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为目的,高校成为追求高深学问场所;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认为教育是政治的分支,高校是解决政府、企业、农业等极深奥知识的场所,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需要的知识和人才。考察当下的高校组织绩效,有专家认为,“名校的牌子和巍然屹立的高楼大厦,都没能阻挡空前激烈的对大学事务的非议”,高校正面临组织绩效下降的严重困扰而不能自拔。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提出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改革总目标和总要求,使之获得政治合法性支持,决非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更是基于现实基础观照下的客观选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体,而治理体系更具基础性地位,因而治理体系建设既是当下国家层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要求,同时也应成为国家层面及各领域综合改革的关键点乃至突破口。基于以上的理性思辨及现实基础的分析,高校综合改革方案要将改革的对象聚焦于以治理结构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建设,这既是理性分析、现实观照的结果,也是政治上的总体要求。

(三)高校综合改革的关键内容——学术权力和学院权力

在高校这一微观层面上,高校的运行是政府、市场、社会三股力量各自发挥自身重要作用,作用于高校而形成多种张力的力量平衡。多种主体间的力量平衡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类相互关系:一是平衡大学与政府、市场、社会的利益关系;二是平衡学术与政治、经济、法律的价值关系;三是平衡大学内部各种力量(特别是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的权力关系,用一个较为和谐的共同目标去取代角力和纷争,使大学重新找回自己的重心。从我国基本国情及现实具体条件来看,对于第一类和第二类关系(即高校外部治理结构、外部治理体系),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能去积极适应外部环境。同时,高校的治理结构、治理体系建设在其内容上还是比较宽泛、庞杂。对于高校的改革而言,既要对高校治理结构、治理体系建设有超组织结构(非单个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的全面认识,更要结合高校当下的改革困境,把握好内部治理结构、内部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基于前文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主要问题的分析,需要将内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体系建设作为综合改革的主攻对象,以激发学术群体和学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高校改革与发展的活力。首先,要聚焦于学术权力的充分发挥,解决好行政组织与学术组织的关系问题。高校的本质属性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将追求高深学问作为其主要目标。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学术组织和学术群体在高校的整体建设中应发挥关键而极为重要的作用。2014年教育颁布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并要求各有关高校按照这一规程要求,制订或修订各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明确高校学术委员会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改革现有高校主要以行政为主导,行政组织越位干预高校学术事务的不合理现象,理顺高校行政组织与学术组织的关系,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其次,要聚焦于学院权力的充分发挥,解决好学校与学院的关系问题。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是高校给学院更多的办院自主权,学院在办学中的权力不断扩大。对于中国大陆高校而言,学校基本控制了所有的人、财、物权力,学院的权力极为有限,严重制约了学院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进而影响了高校的整体发展。一所高校的办学,最终归结为办好若干学科专业,而学科专业建设的具体载体在于学院,从这一角度上讲,没有学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高校就难以办出特色和优势,难以建成若干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学科专业。因此,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治理体系建设中,必须调整和改革现有学校与学院的关系,扩大学院在人、财、物等办学资源的统筹配置权,进一步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

(四)高校综合改革条件保障——民主与法治

治理体系建设实质上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评价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主要应从合法性和有效性两个角度展开,这是强化治理体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民主能够为治理体系的合法性提供支撑,法治为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提供支撑,因而治理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民主和法治建设。以此来观照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综合改革,自然也应该遵守这一基本改革理念。高校综合改革过程中,必须加强民主建设,为高校综合改革提供良好环境。“教育民主化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教育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在高校民主建设方面,要赋予广大师生在高校建设与发展中有更为广泛而充分的民主权力。这些权力包括对高校改革与发展中有关重大事项(如中长期战略规划、五年发展规划、学科专业发展规划、重大改革等)的言论权,对高校有关事项(如人事制度改革、财务状况、国有资产管理、学校招生、职称评聘等)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高校人事任免的选举权和罢免权,同时保证这些基本权利的自由与平等。高校民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要通过全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表决来决定高校发展中的重大事项,尊重并保护少数人的意志,允许少数人坚持、保留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除全校教职工代

表大会外,还要加强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学生会等组织的建设,由教师和学生推选产生这些组织,代表不同群体的意志,反映不同群体的心声,高校要在章程中明确这些组织的权力。高校在综合改革进程中,必须加强法治建设,为高校综合改革营造良好条件。首先要科学立法。高校要结合高等教育新形势和自身发展实际,适时调整、修订各种规章制度,构建有利于激发广大教师积极性的制度体系。其次要严格执法。要建立重大决策责任追究机制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的,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要加强高校校务公开。全面推行校务公开,对高校重大决策、组织人事任免、财物管理、招生工作、职称评聘、个人违法违纪处理等事项均要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发布,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最后要全体师生守法。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因为法治的根基在于广大师生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魅力源于师生出自真诚的信仰,法治的力量在于全体师生自觉的法律践行。因此,全体师生守法是加强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

三、结语

笔者认为,高校综合改革必须厘清综合改革的科学内涵,区别改革与建设的关系,将改革指向“生产关系”而非“生产力”;高校综合改革必须将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建设作为综合改革的主攻对象,而非高校各种建设活动和建设内部的“大拼盘”;高校综合改革必须聚焦行政学术关系和学校学院关系,将此作为综合改革的关键内容,切实解决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高校综合改革要将学科建设引领作为综合改革的发展载体,厘清高校内部建设要素之间的关系,有力推进高校改革的顺利进行;高校综合改革要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为高校综合改革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提供重要条件保障。(本文刊载于《江苏高教》,撰稿人为武汉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梁传杰。)

 

 

 

“一带一路”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如何面向“一带一路”战略需求,打造适应并能提升“一带一路”进程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环保等领域合作,造福当地民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完成“一带一路”的战略使命,教育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如何面向“一带一路”战略需求,不断提升我国大学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开放,打造适应并能提升“一带一路”进程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大学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是探知未知世界的前沿,是教育向经济社会转化的阵地,也是古今文化、中西文化相互交汇的桥梁。但要看到的是,这些功能不是抽象的,而是同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紧密联系的。能否将现实问题内化为大学跨学科、跨文化聚焦的问题,并有效地加以解决,这是社会对大学的希望所在,更是大学引领社会发展的动因所在,是大学不断走向开放的动因所在,

2015年在中国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强调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目前,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任务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面对这一战略重点任务,对于大学而言,需要组织各种资源,发挥大学学术学科的整体优势,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新突破。

一是重视“一带一路”跨文化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不尽相同。对此,就需要我们发挥学校人文历史语言的优势,重点研究“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文化冲突,加快培养熟悉“一带一路”国家文化历史的人才,要特别注重培养一些小语种的语言人才。当然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宗旨,还是要加强民心相通,加强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通,知己知彼,进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文化价值。

二是要重视“一带一路”的政治法律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一带一路”是一项普惠中国与世界的重大福祉,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尽相同,法律法规也有很大的差异,而要做好“一带一路”的前提就需要政治互信。因此,我们大学急需进一步围绕“一带一路”可能出现的政治法律风险,深入加以研究,开设专门的“一带一路”的政治法律课程,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

三是要重视“一带一路”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研究及人才培养。“一带一路”所提出的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都需要大学在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创新方面有新进展。如何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态势,如何结合“一带一路”的新实践,深入研究金融创新、自贸区建立、通关便利化等,都需要我们的大学进一步组织好队伍,凝炼好方向,在这方面培养出更多有扎实功底、实战经验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四是要重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正是面对了亚洲和世界最为紧缺的问题,这是对振兴世界经济的准确把脉。如何将这笔庞大的资金化为相通世界的经得起历史和各国人民检验的质量工程、民心工程,还需要我们加大力度进行研究。因为基础建设工程涉及交通、能源、新材料、生态、财会、法律等方方面面,且又不是各项任务的简单相加,这就需要大学组织跨学科的联合攻关,设置相应课题,尽快开设相关的专题课,并形成科研、教学、实践的体系,统筹协调,联动创新,高水平地完成相关任务。

从根本上来说,“一带一路”给大学的综合改革带来了新的机遇和要求。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大学的变革发展,都是与时代所提出的新课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下的“一带一路”已经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和中国发展格局,围绕着这一发展格局,进行整体的学科学术、人才培养和内部管理的整合和改革,是目前高校进行综合改革所必须要回应的重大问题。(本文刊载于《中国教育报》,撰稿人为石河子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教授夏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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